昨日有两条新闻：一是几个站街按摩女勾引某四川民工不成，恼羞成怒，纵使几名鸡头砍掉了民工的手掌；

　　还有一条是成都和重庆争得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又称“新特区”。

　　把这二者扯到一起讲，似乎有些风马牛的味道。

　　但是，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从社会走向自主、自由和开放的角度看，二者有着本质的联系。前者面临着自由后该怎么管束“自由”的问题；后者面临着缺乏自由时，如何赋予自由的问题。

　　先说性自由。长期以来，中国人性观念随着改革开放而日益解放与自由。但在管理上，因为忽略人性，甚至压制人性而不是顺势疏导人性，使建立“红灯区”以规范人欲的社会管理活动一直得不到认可和推行，从而导致地下娼妓活动泛滥，既给疾病的控制造成困扰，又使暗娼活动或明或暗地依附在黑白两道的恶势力身上，给社会治安造成巨大隐患。四川民工被砍断手掌只是最新发生的与性自由有关的恶性案例之一。嫖客被坑被骗被打的案例也时有所闻；而娼妓的权益更是难保，打娼妓杀娼妓虐待娼妓的案例也时有发生。去年深圳有几名娼妓脸上被嫖客虐待刺字的新闻，曾振动了全国。想必大家都还记得。

　　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对一种泛滥的社会现象不能假装看不见。当这种现象在民间已经走上公开化，并且形成气候的时候，单纯靠ZF用老观念予以打压是不明智的，也是徒劳的、无效的。与其压不住管不了，不如顺势疏导，借鉴其它国家的成功经验，设立公开的“红灯区”，公开进行收税和管理。有了红灯区的合法经营，对那些非法的地下的娼妓活动就可以依法予以取缔和打击。经过这样一番整治，既能满足人欲的有序释放，又能保持社会的秩序和安宁。绝对利大于弊。

　　但在这一点上，也许是囿于旧有意识形态的樊篱，一直是民间说民间的，官方做官方的。双方总是两条平行线，没有交点，致使日益开放自由的人的最大问题——性问题，得不到有效处理。

　　这是一方面，该规范管理却人为放弃不管，致使泛滥成灾；而另一方面，即在设立“新特区”方面，该是中央ZF大胆“放手”地方进行自治的，却总是抓住权力不放，总是怕乱，总是以一再设立所谓的“特区”来人为延缓改革和发展的步伐。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凡经济繁荣、市场发达、社会管理创新的，无一不是先后设立有特区的地方。如珠三角的发展有深圳珠海和汕头以及后来的广州等特区，长三角的发展有上海浦东新区；环渤海区域有天津滨海新区等等。

　　而凡没有设立特区的地方，如广大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因没有特别的政策，没有切实的自主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设有特区的几个地区差距越拉越大，以致形成了今日严重的东西部差别。

　　这么一比，就知道，拥有中央赋予的更多自主权和自治权的试验区的地方，经济就繁荣，社会就发展迅速；而不拥有这些自主权自治权的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就进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这说明什么？说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是中央放权，是中央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是中央给地方更大的自治权，而不是再次设立所谓的新特区。因为设一个特区给一个地方自治权，只能活一方；如果将赋予特区的全部自治权直接赋予全国所有地区，那不就可以活全国？干嘛总是一个点一个点地搞突破？干嘛不一次性地将自治权全都交给地方？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时间搞的每一个试验特区的现状，我们就会大彻大悟，我们就会明白这样一个真理——谁有幸得到试验性特区的身份，谁就必然走向成功！那为什么到今日还要搞特区试验，而不是将这些必然要成功的经验和政策办法直接推向全国呢？到今日还要搞特区，世人当然就要认定这是人为地在延缓改革和发展的步伐，人为地在继续制造地区差异了。

　　在全球化时代，在市场经济主宰的时代，经济社会得以迅速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自主自由和开放。我们搞特区试验，其实就是尝试着赋予地方以更大的自主权、更大的自由权和更大的开放权。只要地方拥有这个权力，这个权力就能使地方之树自然而然地枝繁叶茂、开花结果。自主自由和开放，就是地方成长发展的土壤、水和阳光。有了这些基本条件，它自然就能倔壮成长；而控制这些基本条件，也就是控制它赖以成长的土壤、水和阳光，就算它本身有着莫大的成长欲望，也是有心无力，就是长出了东西，也是先天不足，经不住半点风吹雨打。

　　我们知道，西方发达国家可没有搞什么特区，各国的各个地区都在自主自由和开放的同一起跑线上得到发展。它们的发展没有一个地方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全都是自由“长”出来的。有些地方适合生长大树，它就长出了大树；有些地方只能生长小乔木，它就生长小乔木；有些地方只能长小草，它就长出一片大草原。。。。总之，全都自然而然的因地制宜地长出了欣欣向荣。

　　而我们却恰恰相反，是从高度计划转轨到自由市场。转轨之初，以特区的形式进行放权试验，避免出现错误造成重大损失是必要的。但经过试验证明是成功的，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试验都没有失败，那就完全可以把放权工作由点到面全部铺开，让各地都得到自主自由和开放的阳光雨露，让各地都得到自由的发展。

　　这一次的成都和重庆新特区，用行家的话说叫“3+2”模式，也就是说同样的改革措施、同样的试验，前面已经有了深圳、浦东和天津滨海三个地方了。既然已有了3个地方试验，并且实践证明都是成功的，那就没有必要再来一个所谓的+2，完全可以直接推向全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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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这么一番分析，再回到开头。我们知道社会日益开放自由的条件下，红灯区得不到设立，性问题十分突出，其负面影响正日益扩大开来。说明面临社会自由的变迁，ZF部门的管理仍然找不着北，找着北的也不知如何下手。

　　而在需要加大自由开放的很多方面，如中央向地方放权等方面，ZF部门又没有“胆”，不敢放。

　　ZF部门站在社会转轨的枢钮位置，对放出来的自由，如性自由等，不能有效的收纳和管制；对准备放出来的自由如地方自治权等，又畏缩不前，不敢放手。形成该收的收不住，该放的放不下。ZF的这种状态，正如一个无能的开闸工站在大坝上，对某一个闸里放出来的水四处漫延以致酿成了水灾，而如何处理却束手无策；而该给干旱的农田灌溉的水却千呼万唤也开不了闸，放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