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贫,患不公--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转摘)

时报讯（记者 夏令 实习生 熊佳焰 通讯员 穗宣）昨日上午，广州市委宣传部与市普法办在市委礼堂共

同举办了全市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系列讲座，参加对象为市委中心组成员，各区、县级市、市直局以上单位

党委中心组成员和学习秘书。讲座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郑杭生主讲，由市委副书记张桂芳主持

。


讲座上，郑杭生作了“提高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能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专题辅导报告。郑杭生提

出，社会正义就是社会资源、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公平”和“平等”都能表达正义，“公

平”的正义允许合理的差别，以差异为前提，“平等”的正义则强调无差别的均等，以相同为前提。他说

，我国经历了以“平等”为主向以“公平”为主的价值观转变，这正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契机。但是，他认

为，现在强调以“公平”为主的正义，一定要把差距控制在一定合理范围内，领导干部应重视老百姓的公

平感，尤其要避免让老百姓的“不公平感”发展到“剥夺感”。





                     (一)


日前，广东省社科院公布了一项“广东立法问卷抽样调查”的结果，相当部分参与调查的省市人大代表对

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表示关切，并指出法规制度不完善是导致社会不公的直接原因。




人大代表成调查对象

该调查由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所牵头，调查对象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和市人大代表。在省一级

层面，选取全体省人大代表；在市一级层面，选取有立法权的广州、深圳、珠海和汕头四市全体市人大代

表。

广东省社科院的调查人员表示，回答问卷的人大代表的总体特点显示这是一个各方面均衡的群体，具一定

代表性。

收入分配成最不公平领域

调查显示，人大代表认为当前社会不公平最严重的前三项领域是“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弱势群

体权益保障”。广东省社科院的专家表示，实际上这三个方面都涉及收入分配问题，包括初次分配和二次

分配。

此外，人大代表感觉最不公平的前十个问题涉及贫富差距过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乡差距等问题

。国有资产流失和行业垄断也成为人大代表关注的焦点。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所郑梓桢表示，人大代表的倾向意见与基尼系数反映的情况比较相似。

尽管广东省的社会不公平问题还没有超越警戒线，但随着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引发的社会心理失衡程度

进一步加剧，主观相对剥夺感日趋严重，并使公众的态度不利于改革方向的转变，社会鸿沟逐步加深。

法规政策不完善为主因

“权大于法”（39.3%）、“改善社会公平的政策和措施没到位”（43.1%）和“法规不健全”（36.9%）

是人大代表认为造成社会不公平的最主要的原因。

广东省社科院的专家表示，这种不完善表现在指导思想上，注重经济发展，忽视公共服务，导致经济发展

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在宏观管理上，ZF职能转型滞后，导致公共服务职能的不足；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

，ZF包揽过多却又力不从心，“ZF失灵”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郑梓桢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损益经济，在平等权利的前提下，收入不平等恰恰是公平原则的体现。造成

人们不公平感最强烈是由于机会和权利不均造成的非正常收入。

对于如何促进社会公平，人大代表总体意见依次集中在“加强对权力的监督”（61.9%），“健全法律法

规”（56.1%），“推动政治民主化”（37.9%）和“严惩政治腐败”（35.5%）。熊剑锋

                         (二)


可以预言，在一种逐渐规范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人们一定能够形成对社会合理的财富差距的理性接纳和宽容面对。这既是一种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社会机制不断完善的结果，同时也是一种以人本关怀为目标的文化体系不断建设的结果。
当下，“仇富”一词在媒体上被频繁使用。与此相应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仇富”行为似乎也有增长迹象。

　　应该说，近年中“仇富”一词确实存在被滥用或误用的情形。因而，人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非常有必要明确它所指涉的对象，以及它所可能适用的条件。否则，将不利于正确评价那些靠自身诚实劳动合法创富的群体，更不利于塑造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社会财富观和个人致富观。

　　一

　　在我们的社会中，“仇富”一词的出现及其频繁使用，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社会心理中对贫富差距及其所彰显的社会公正问题的极大关注。

　　如果说在社会层面上存在某种“仇富”心理的话，那么，应该说这种心理并不是仇视一切富者，而只是对于那些利用不正当手段非法暴富者，以及变富之后“为富不仁”者的“恶行”的道德义愤，在这个意义上的“仇富”心理应该说是正当的。

　　但是，在现实中，在个人层面上，却有一些人身上表现出“仇富”心理的泛化和偏激化现象。所谓“仇富”心理的泛化，是指对一切富者都怀有愤慨态度；所谓“仇富”心理的偏激化是指用非理性的方式向富者表达愤慨、讨回“公道”，更有甚者用肆无忌惮的手段向社会发泄“仇富”的愤怒情绪。“仇富”心理的泛化和偏激化无疑都是不正当的。

　　二

　　如果历史地看待社会发展进程，在一定时期内尤其是现代化进程初期，不同社会阶层或群体之间利益差距的扩大有着一定的规律性。关键问题在于，ZF应建立并完善能够充分体现社会公正原则的制度化体制。在当前，以收入差距为主的利益差距的凸显，说明体现社会公正原则，成为保持社会整合程度的一项根本措施。由于市场经济所注重的是竞争过程的有序性，所追求的目标是效率的最大化，因此，ZF的重要职能就是从制定政策法规的层面上，有效地促进和维护社会公正。

　　当下，贫富差距逐渐加大这一现实，极易使社会成员因利益格局反差明显而产生严重的相对剥夺感或社会不公平感。这的确是首先应当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出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马太效应”。笔者认为：

　　★当前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开始全面地触及到社会利益的深层格局，在贫富差距加大的这种背景下，为了让广大社会成员共同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为了达成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应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根本性机制，以减少和消除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收入分配与财产占有的不公正状况。而在发展原则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应该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甚至有必要把社会公平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上。

　　★应按照社会公正原则来促成一系列相关社会政策的出台和不断完善，其中要着重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起社会低收入群体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机制，对此，国家的财政投入应向农村地区和社会保障方面倾斜。

　　★应从制度和法律的角度进行努力，限制并根除利用公共权力、自然资源和垄断地位等不正当的或非法的手段，实现暴富或谋取其他非法收入的一切行为。

　　★通过再分配的制度化措施，加强ZF进行二次分配的职能，有效地、合理地缩小贫富差距。主要的工作取向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于高收入阶层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有效调节；二是，对于普通工薪阶层，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收入提供有效保障。

　　三

　　在一定意义上，人们表达对于社会转型时期一些“非法致富”、“为富不仁”者“恶行”的道德义愤，不能等同于对一切富者的嫉恨和敌视，不仅如此，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化和法治化进程的日趋完善、以及现代社会心理的逐渐成熟，人们对于仍会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合理的收入差距将能够理性地面对和宽容地接受。笔者认为，促成这种理性心态的形成应做以下方面的努力：

　　首先，基于国情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不断完善促进社会公平感的增强和人们生活满意度提高的政策措施和机制。对于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如下岗者、失业者、贫困者等，应提供更到位、更人本的关怀，因为贫富差距更容易使他们产生失落感、不公平感等心理体验，如果现实情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势必会导致他们的心理极度失衡，甚至出现偏激化的“仇富”行为。

　　其次，在社会中培育一种体现文明进程的富者文化。其内涵主要包括：(1)富者参与公益事业和支持慈善事业，在社会中形成“三次分配”或“道德分配”。富者应形成回报社会的自觉意识。(2)富者要塑造和维护好自身的社会形象。创富者必须依靠合法手段积累财富，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交纳税款；在消费和生活方式上应更加理性和自律。因为富者的行为还会对社会产生示范效应，无形之中担当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引导者。

　　第三，在现代致富观基础上塑造健康的社会心理。要使社会成员形成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变迁的社会心理，除了社会结构层面的优化之外，更重要的是培育新的文化观念。改革开放以来，分配机制上对平均主义的打破，释放了社会成员潜在的进取冲动。但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崭新的社会财富观和个人致富观还处在生长之中。

　　进取意识、致富愿望是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营造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氛围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矗市场经济带给人们心理上最重要的收获就在于：它彰显了公平观念。而这种公平与传统社会里所强调的结果公平不一样，现代社会所向往的是出发点或机会的公平，在公平原则下竞争。由于每个人的能力和拥有的资源状况有别，竞争的结果难免就会有所差异。对于这种差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以及现代社会心理的成熟，人们应该越来越容易加以接受。

　　( 记者：沈杰)